而在个人作为主体的国家要素属性中，国民处于伙伴地位，他们之间完全同等。
(3) 混合治理模式即以驻校警察为主、安保外包(outsourced security)为辅的综合安全管理模式。根据2002年《学校突发事件警察应对法》（Police Response To Incidents In Schools,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 2002）的规定，多数学校和警察就扭转学生旷课、犯罪以及学校秩序混乱状况还达成了一揽子合作计划。
2002年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位商人居民写信给国会议员，向其反映牛津大学警务大队的权力已经强大到严重干扰当地社区居民正常生活的程度，要求国会通过警察改革法案，取消1825年对牛津大学设置警务大队的特别授权。[32]因此，英国驻警模式真正翻版是我国有江西、海南等省市正在试点的进驻模式。[6]整体上讲，英国大学安保的基本模式主要包括：(1)驻校警察模式。总之，借鉴英国大学安全治理的经验，我国未来大学校园安全治理的基本走向可以设定为：非核心安保业务通过安保外包实现市场化。[12]二战后，伴随着欧洲婴儿潮的到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大学的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大学治安环境也随之每况愈下，这急需加强驻校警察的保卫力量。
如: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商学院( London Business School)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等。第五等级别是致命的打击。共产党主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以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年）。
{3}将礼当作一种社会公平的标准，自然就限制了大夫的权力，提高了庶人的权利意识，因为在他之前流行的宗法制思想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的权力被想当然地置于百姓的权利之上。既然如此，公民的权利完全被解释成了义务，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总之，通过权利本位体现宪法精神有助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意识，确立违宪审查的民意基础，真正落实宪法至高无上的法理和政治权威，将依法治国从政治口号转化成公民的政治信仰。如1977年的前苏联宪法序言有1 400字左右，1972年的朝鲜宪法有1 100字左右，1976年的古巴宪法有750字左右，1992年的越南宪法有750字左右。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章第3条）。不过，整个中国古代中儒家仁礼学说中的宪政思想对于皇帝家族权力的限制在政治实践层面是极为有限的，没有形成制度层面的君主立宪。
现行宪法突显权利本位除了具有传统的国家权力分置制衡和司法独立而限权分权的功能之外，还意味着对法律本身的限制，即任何机构不得制定或遵循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相关文件或惯例，否则可以判定为违宪。这9部近代以来形成的宪法分别是：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4}参见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而像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意识形态写入序言，需要考虑人民专政在革命经验中的阶级性与公民权利的法律性是否和谐？我们对人民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专政的经验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惩罚犯罪的精神是否相违背？意识形态写入宪法暗示执政党权力的优先性，容易诱发个人崇拜，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成为领袖遵守宪法一限制权力任期制的政治前提条件，这种惯例一旦养成，在逻辑上就否定了宪法条文中的公民平权精神。
但是在最关键的第一章总纲第1条和第2条仍然沿用了七五宪法的原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以马列毛作为束缚公民思想的教条。五四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它为之后的其他三部宪法，特别是现行的八二宪法奠定了法制基础，规定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宣示了新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中所特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为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遵循前苏联共产党的，所以，在制定新的国家宪法时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了与苏联宪法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在篇章结构和内容上模仿前苏联三六宪法者居多，如宪法第一章的内容为社会结构，涉及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相关原则，而美国宪法则与第一章强调立法权的归属、法国宪法（《戴高乐宪法》）和德国的《基本法》都在第一章就写明公民的基本权利，突出权利的平等性，蕴含对政府权力的间接限制，暗示法治与宪政的同一性。在这两种不同体系的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的过程中，先后也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宪政形式：君主宪政、共和宪政和民主宪政，虽然这三种宪政都强调分权与制衡，但是其指导精神的重点不同。
当然，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几部宪法以及欧美的宪法也有所参考，即宪法在法律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等重要信息，但是偏重点则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特色。人民民主专政是指权力专属于国家中的某个掌权的阶级，它与后面条文中的国家所有的公民并非等同的，在逻辑上讲它不会必然赋予其他公民与革命的人民一样的平等权利，所以，在七五宪法中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是工农兵，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人民、无产阶级及其专政都是同一的。
关于人民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问题，四部宪法的序言和相关条款是这样表述的：五四宪法：……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序言）。根据我国四部宪法序言变动的经验，例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五四宪法）、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七五宪法）、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七八宪法）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八二宪法）这些内容按照当今的政治标准看，有些是错误的，有些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在形式上更近于党章，而不是近于宪法，其进人党史或其他专门史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进人宪法序言的法律意义。
由于孔孟主张以仁义这种公平的道德权利改革周代礼乐之制的贵族政治权力，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唐代的引礼入律都反映出了儒家的经学思想和德礼思想在汉唐盛世的政治和法律中的深刻影响。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对于古今中外相关文件的编辑和借鉴，表达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第一部宪法时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即新中国自己的宪法在内容和体例上既要符合近代宪法的普遍规范，又要展现其特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修宪活动，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理政思想和法制活动也没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只不过在制宪和修宪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有时也对自己的民族传统采取偏执的批判和完全否定的态度。1953年年底在起草这部宪法时，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相关的核心人员全部集中至杭州，在那里亲自主持并指导了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组成了以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党内有关负责人员（董必武、彭真和张际春）、法律顾问专家（周鲠生和钱端升）及汉语顾问专家（叶圣陶和吕叔湘）为核心的制宪班子。特别是雅各宾党人将本来由宗教传统中养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价值观发展成为一种权力暴政，完全背弃了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的宪制精神，后来人类历史上立足一个阶级专权的政治都被称为雅各宾专政，用以说明其与追求普遍权利的宪政原则的差异。
除了立法思想上的政治专制之外，其立法技术之拙劣也属罕见，整部宪法条文仅30条，即便是在如此有限的文字里还塞进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第12条）和大鸣、大放、大字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第12条）这样的思想专制和诬蔑人格尊严的内容，显见其思想专横和语言粗鄙。他们强调‘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把‘礼的实行范围扩大到民间。
袁世凯主导的《天坛宪草》（1913年）。周公（定公）和召公两个贵族联合执政也是国人争取生存权利的结果，后来孔子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确实能够表达出礼中提倡平等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意思，否则国家权力遭羞耻，人格权利被侵害。
就序言的内容看，西方体系的宪法序言基本上一两句话表达对于立法的目的及对法律的崇高信仰，要么用上帝或蕴含在基督教文化中的自由、正义、公平、博爱，如希腊宪法（1975年）序言中的以神圣的不可分的三一真神的名义制订本宪法、德国《基本法》(1949年）序言中的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负之责任……制定此基本法、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树立正义……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以及法国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规定并作为1964年宪法序言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理想为基础……而设计的新体制这类的语句，简练地表达了其形成与宗教传统中的基本价值观与立法目的的关系，用宗教传统中固有的上帝是正义之神、上帝是立法主、上帝具有自由意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突出公民对于宪法的普遍信仰。按照周礼的规范，任何等级的贵族包括天子代表的王族以及一般百姓都受天命的约束，这是设想用一种信仰的道德权利约束各种等级的社会权力，代表绝对王室权力的暴君周厉王因伤天害理而招致国人暴动，遂被驱逐。
七八宪法虽然在第一章总纲中删除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全面专政（七五宪法第一章第12条）的字样，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中取消了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七五宪法第三章第26条）这种与宪法民权优先相背离的政治义务优先性条款，但是却保留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明的、泛滥成灾的人身诬陷形式。七八宪法自制定以后，很快又进行了两次修改，虽然基本上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七五宪法产生的政治影响，但是对于共产党内渊源甚深的左倾思潮，以及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人治取代法治的政治风气等的思想和制度原因尚未做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党政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领导人与公民关系以及党纪国法关系等在七八宪法中并没有得到科学的界定和清晰的表述，党章与宪法在思想观念上重叠含混，党的政治与国家的管理在制度上纠缠不清。所以，现行中国宪法是经历了二十余年四次修改后的八二宪法版本。西方系统的宪法序言，从文化传统和逻辑上讲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因为上帝或神就是他们信仰中的最高法律渊源，其终极价值观自然也蕴含其中。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之前，新中国宪法的制定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法是否需要序言，如果需要，是完全照抄前苏联宪法还是应该体现中国革命的特色呢？当然对于西方宪法序言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和价值观，1954年中国人在撰写宪法序言时显然是拒斥的。在社会革命的经验中，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并参加其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人被赋予人民的涵义，所以，社会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必然专属于人民，而将这个专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转化成承担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责任，需要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和人的认识过程。
古为今用是指在历史传统和民族情感方面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革命时代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在经济建设时代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与洋为中用的情况相比，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古为今用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实践中要逊色很多。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宪法的基本任务，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实施宪法的条件（如统一战线、全国人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都不便写成条文……不如放在序言里容易说得清楚，说得透彻。在八二宪法以前，虽然人民出现在序言中，公民也出现在条文中，但是就不能产生公民权利优先于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权力的思想，更不能容忍出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可归责性法理限制，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习惯于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界定人的性质，因而在本质上不是保障公民权利，而是限制公民权利：人民的范围是以阶级内容来划分的。
《五五宪草》（1936年）。人民一词在使用上，一般是从政治上区分敌我，是表明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而言。礼貌粉饰他人的邪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邪恶暴露出来。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动员一切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时，人民的意识形态和专政的权力就不再是公民权利的前提和限制了，相反成为后者的政治义务，这种转变不仅使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章）置于国家机构（第三章）之前，以示其重要性，而且最终使我们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人权写入宪法。
在设计和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原宪法草案中曾有这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提法，毛泽东就此批评说，不妥，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制定过9部宪法，要求制宪时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背叛历史。……今以外国输入之三权，与本国固有之二权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
{8}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贯彻，为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体例框架，明确了新建国家的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权的性质，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宪法的序言里面还有许多语句所表达的信息完全是价值中立的，与宪法章条里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很难说其具有法律效力，比如，类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或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阶段或社会性质判断，在公民之间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如果持不同或相反的看法，是不是就违宪了呢？如果宪法序言整体都具有法律效力，序言中一些更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就很难更新，不惟与党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开拓创新精神不相协调，而且也不利于区别党章与宪法、共产党先锋队与公民社会、党纪与国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序言被赋予章条内容同等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它们之间保持统一性，这对于修宪技术来说有轻重顺序不易平衡的困难，对于适用法律来说，具体是依照序言中还是章条中的精神也难于把握。{1}一个法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延续，其中一定有一个起到核心作用的法律实体，尽管它的名字不叫近代人们熟悉的法学术语—一宪法，但它却具备了宪法的本质和功能。
